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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市辦門號拿現金精細分割路權才能治理城市擁堵
劉遠舉治理城市擁堵，北上廣都有瞭著眼於總量控制的車牌限制政策。北京采取的是搖號方式，上海是拍賣，廣州則兼具兩者。這些政策也在不斷調整之中，北京將可能把排污費計入油價；征收交通擁堵費；將新車搖號指標從目前的每月2.2萬輛減到1.2萬輛。廣州出臺瞭新版限外牌政策，令車牌平均價格大漲到2萬7千元。上海則提出車牌將可能實行年限制度。要評價這些著眼於總量控制的車牌制度，首先首先需要厘清的問題是，擁堵問題的本質是“路”還是“車”？車如果隻擺在車庫，自然不會產生擁堵問題，所以，限制汽車總量的措施，其本質是限制對道路的使用，這是一切討論的出發點。公交車與私傢車，對土地的使用強度、人均占用面積是不一樣的，所以，道路的價格使用機制是沒有問題的。不過，目前采取治堵的方法是一次性拍賣或搖號。試圖通過限制車輛來達到限制對道路的使用，就必然會產生一些問題。首先是車牌資產化。車牌本身具有使用價值，這是資產化的基礎；車牌可以轉讓，這就使車牌變現成為瞭可能；再加上攀比與虛榮心態，車牌還具有身份象征，引發額外的需求沖動。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，車牌就具有瞭資產的特征，人們對車牌的估價就不僅由其使用價值決定，也由其資產性決定。由於車牌每月的供應數量恒定，甚至減少，這就使其價值不會因為使用而受損，反而增值，而這種預期會進一步導致牌照價格持續的、資產性的上漲。這些結果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。其次，按目前的分配方式，不管是拍賣還是搖號，一次性獲取資格後，實質上就是進入瞭一個俱樂部。進入俱樂部之後，對道路資源的使用完全免費，這就會導致資源濫用的道德風險——就如同自助餐經營者面臨饕餮之徒。所以，從整個社會角度來看，這種分配是缺乏效率的。再次，城市土地屬於國有，道路投資主要來自政府，從這個角度看，城市道路分配必須考慮公平與效率兩端，而俱樂部式的分配卻滋生瞭不公。比如在上海，一個未購買車牌的人，因為急事上高架的實際費用是200元的罰款。與此同時，一個購買瞭車牌的人，哪怕僅僅是兜風，幾萬元的車牌費用分攤下來，單次上高架的費用也僅僅為10元甚至更低。而且，一部分人在車牌未引入拍賣機制，或者車牌價格尚低之時就獲得車牌，但後進入者卻需更多努力或足夠幸運才能獲取。所以，這種分配方式也沒做到代際上的公平分配。因此，不管是公平角度還是效率角度，都有必要消除車牌的資產化與俱樂部特征，變資產為消費，變俱樂部為人人可進入的公開市場，提高分配效率，增加社會公平。目前常見的路權分配方法有：拍賣牌照的期限制度，與路權長度相關的燃油稅，擁堵費。牌照的期限方式，僅按時間來劃分路權，對於不同裡程數的車輛，使用不同擁堵程度道路的車輛存在不精細、不公平的問題。而燃油稅的方式，與使用道路裡程正相關，相比僅就時間來劃分路權更加公平，但燃油稅不能很好的區別擁堵區域和非擁堵區域的道路價格。而且，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巨大，如果以燃油稅的形式收費，對經濟不發達地區不公平。此外，如果僅對區域燃油賦稅，則需要建立嚴格的燃油渠道管理，成本很高，也不現實。擁堵費的方式，對擁堵程度高的地區收取擁堵費，但對不同裡程數的車輛仍然存在不公平之處。目前的拍賣政策用消費者對車牌的出價，來測定他們對路權的渴求，從而達到路權的更有效分配。而上述的牌照期限，燃油稅，擁堵費等方式，進一步細分瞭路權，部分化解瞭俱樂部與資產性特征，但這些方式對路權的分割還不夠精細。如果隨著技術的提高，信息技術完全可以把擁堵程度，道路裡程，時間段有機結合起來進行路權分割與分配。從車型上，劃分大型與小型；從區域上，劃分各個路段；從時間上，劃分高峰與低谷；從車速上，劃分擁堵與通暢，根據這些因素進行實時的綜合定價。越是大型車，越在高峰期，越是擁堵的道路越貴。這就形成一種負反饋，越擁堵越昂貴，促使司機或錯峰出行、或減少出行，或選擇其他道路——促使道路處於既不擁擠，道路又不空閑的狀態，提高整個城市所有道路的效率。實際上，北京相關部門也正在研究智能化車輛電子收費識別系統。這種更精細化的方式的好處很多。一，減少擁堵，提升道路使用率。二，變俱樂部為公開市場，任何人隻要願意付費，都能使用道路。由於價格機制的作用，俱樂部內的浪費消失瞭，通過“不怕擁堵”來爭奪道路的使用權造成的租值耗散也減小瞭。三，車牌的資產性消失，先入者不合理的收益消失瞭，公平感增加瞭。四，道路價格直接和道路的暢通程度相關，其合理性消費者可由道路的通暢程度直接感知，由此可避免公眾對收費的抱怨。除瞭這些直接目標外，這種方式還有潛在的好處。這種方式實質上是以控制汽車的行駛總量為目標，並不直接關註汽車的保有總量。也就是說，當消費者在這種政策的影響下，降低使用汽車的頻次，那麼，在同樣裡程的道路，同樣數量的行駛車輛的情況下，可以有更大的汽車保有總量。廠傢可以賣出更多的汽車，創造出更多的GDP，特別是對於上海、廣州、北京這樣擁有大型汽車生產廠商的地方。對於消費者來說，購車但減少行駛，也仍可以擴大個人出行范圍，實質性的提高瞭消費和生活水平，產生更多的滿足感。所以，精細的路權分配，可以實現道路暢通，經濟增長、廠傢利潤、消費者公平感、生活水平等多方共贏，這個共贏來源於尊重市場，更柔性的剝離瞭牌照資產化收益，產生出的更多的社會福利。在這個系統中，其收費可以用作對出租車、公交進行補貼，進一步拉大私車和公共交通的成本差距。當然，這種高技術，高精度的管理，對軟硬件的要求較多。作為一種妥協，可實施道路雙軌制，劃定部分道路，根據時間段、車流速度、制訂實時價格，收取擁堵費。同時，考慮到社會對公車的抱怨，這些道路可不對公車開放。這樣，即使做不到皆大歡喜，起碼也能做到平息悠悠眾口。（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）
新聞來源http://news.hexun.com/2013-09-20/15817703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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